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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当傅斯年潜心国学的时候，一场震荡中国思想界、教育文化界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了。这场运动虽滥觞于上海，但由于北京大学的改革适逢其时，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重镇。
1915年9月，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出版了《青年》杂志，打出了“民主”和“科学”两面大旗，提倡新文化，鼓吹新思想，主张文学革命。陈独秀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，将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，他在创刊号宣称：“改造青年之思想，辅导青年之修养，为本志之天职”。1916年9月，陈独秀应读者之望，将《青年》更名为《新青年》，其影响日益扩大。
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棋手。
1916年2月，胡适写信给陈独秀，提出“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，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，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，有所观摩，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”。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这封信。这也是两人通信的开始。
收到胡适的来信，陈独秀非常高兴，期盼胡适有大作投搞给《新青年》。
1916年夏，胡适把自己翻译的俄国作家泰来夏甫的短篇小说《决斗》寄给陈独秀，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上，这是胡适给《新青年》撰稿的开端。从那以后，他陆续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通信》和《藏晖室札记》等文章。
至于胡适怎么会想到要写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呢？
这当然也不是他的一时心血来潮，对于文言文的晦涩难懂，胡适早就心中有异，但还有直接的原因。
胡适做为公费留学生，他每个月都会收到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寄来的支票。除了支票以外，信封里还有一张小传单，传单上写着“多种树，种树有益”，“废除汉字，改用字母”等宣传文字。这其实是当时在监督处工作的一位名叫钟文鳌的外国人，给这些留学生寄支票时夹带的“私货”。
对于这些传单，胡适平时都是一扔了之。但有一次，不知道是不是胡适心情不好，他收到传单后立马回了一张小纸条给对方，说：“像你这样既不懂汉字，又不能写汉文的人，最好闭起你的鸟嘴。”
然而，纸条寄出去以后，胡适很懊悔，觉得自己不应该对这样一位热心于中国事务的人如此不友好，同时也自责，做为一个中国人，自己没有为中国的文字和文学改良尽力。
此后，他便和之前康奈尔大学的校友、语言学家赵元任开始研究和讨论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等问题。
1915年，胡适写了一篇名为《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》的文章，提出中国的文言文是半死的语言。比如他举例说，文言称“犬”，而人们口语早已称“狗”；文言“乘马”，而白话是“骑马”。
1915年胡适从康奈尔大学转到哥大以后，又经常和任鸿隽、梅光迪等人辩论白话诗的问题，提出“作诗如作文”的思想，决定不再写旧诗，而专用平白易懂的白话写诗，这也就是后来《尝试集》的由来。
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更有陈独秀的影响。在1916年10月出版的《新青年》第二卷第二号上，陈独秀发表了胡适8月份从美国写给他的信，在这封通信中，胡适初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。
所谓八项主张，就是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到的文学革命要从八事入手：
“一曰不用典，二曰不用陈套语，三曰不讲对仗，四曰不讲欲字欲语，五曰须讲文法结构，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，六曰不作无病呻.吟，七曰不慕仿古人，八曰须言之有物，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。”
陈独秀对胡适的这八项主张大为赞许，回信要求胡适做更进一步的阐述，这就有了后来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。
陈独秀收到了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一文，一口气读完，异常兴奋，仿佛找到了知音。他以前和人议论施耐庵、曹雪芹的价值，远远高于散文家归有光、姚鼐，别人总是疑惑不解，想不到胡适也是这个观点，这不是找到了知音？
编好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陈独秀又写了读后感：“白话文学，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，余亦笃信而渴望之。吾生倘见其成，则大幸也！”
在1917年2月份的《新青年》上，陈独秀作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，在急先锋胡适写出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后，他唱和胡适写了《文学革命论》一文，正式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。
陈独秀写道：“文学革命之气运，酝酿已非一日，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，则为吾友胡适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，高张‘文学革命军’大旗，以为吾友之声援。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：曰，推翻雕琢的、阿谀的贵族文学，建设平易的、抒情的国民文学；曰：推倒陈腐的、铺张的古典文学，建设新鲜的、立诚的写实文学；曰：推倒迂晦的、艰涩的山林文学，建设明了的、通俗的社会文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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