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央史语所迁至北平后，胡适已经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了，为了提高教学质量，正到处网罗名师和聘请名流学者到北大讲授中国文史类课程。
中央史语所是专家名流的集合，加之胡适与所长傅斯年的特殊关系。
语所迁至北平后，向外交部商得北海静心斋为所址。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，不仅仅是考虑到那里是“环境闲适之所”，更主要的，是因为北平图书馆就在北海西岸的文津街上，这就便利了史语所对北平图书馆资料的利用。
而当时的北京大学文学院就在沙滩红楼，距北海步行不过十几二十分钟路程。两家又离得很近，来往也很方便。
这样一来，傅斯年麾下的名流，自然成了胡适聘请兼课老师的首选之地。
能到北大这个最高学府讲学授课，中央史语所的学者们也是求之不得的事。
时不时的讲几课，到也没什么，傅斯年也乐得因此而落个人情。何况胡适一直算是所里的顾问，傅斯年有求于胡适的地方也不是没有，礼尚往来，何乐而不为。
但是兼课多了，所中研究工作肯定会受到不同影响，这样一来，傅斯年便对不能不对对史语所研究人员外出兼课严加控制。
为了不搞一刀切，傅斯年开始提出的原则是：凡是史语所的专职研究人员都不准在外面兼课。
但这个原则首先就碰上了障碍。陈寅恪、赵元任这两个主任都在清华兼课，他们说，如果不让他们兼课，他们宁可辞去史语所的职务。史语所怎么能离了这二位，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傅斯年只得退一步，明确，陈寅恪、赵元任可以在外兼课，别人都不许。
陈寅恪、赵元任就可以，别人怎么就不行，这本来就很难说得通，这样一来，实际是开了口子。另外，规定只是限制专职研究人员，史语所还有其他的人员，那些个人如果有人请，就可以名正言顺去兼课。
而史语所的人，大多毕业于京城的一些高校，很多人进入史语所前本来就是高校的老师。和同学和老师联系广泛，这样一来，史语所的人外出兼课，非但没得到控制，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。
这样的情况，傅斯年也很无可奈何，只能不断放宽了对史语所研究人员外出兼课的限制。
不过，傅斯年是个善于总结的人，他很快发现，除了在时间上有冲突外，教学与研究工作很多的时候不但不矛盾，反而对研究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。
并且，傅斯年很快发现，史语所的人员到学校授课，可以宣传史语所的治学主张，可以通过讲台，把史语所的最新研究成果化为知识传授。在傅斯年看来，这是他创建史语所的宗旨所在。
因为，做为在语言和历史等领域的最高研究殿堂的史语所，所代表的是当时最高的治学水平。
于是他不但取消了禁令，而且他自己也加入其中。
1929年秋，傅斯年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，此后他曾讲授过《史学方法导论》、《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》、《秦汉史》、《中国文学史》等课程。
据邓广铭回忆说，他到北京大学读书的头一年，北大历史系主任陈受颐决定聘请史语所的学者讲商周史，第一堂课就把傅斯年请了来。但陈受颐没有把讲课的事说明白，傅斯年以为是随便作一次演讲。那一天北大二院的大礼堂里座无虚席，傅斯年走进礼堂，才知道是被请来讲课的，那堂课他讲得杂乱无章。当时有人以为傅斯年是“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”，但后来再去听他的课，才知道他是个通人，其学问之大，一般教授是赶不上的。同学们佩服他的学问，去听课的人很多。
杨向奎先生也回忆说，“本世纪三十年代，北京大学的教授阵营是整齐的，都是一时之选”，他在列举历史系教授时，首先提到的就是傅斯年，说他是“有才华的学者，才气纵横”，说他讲课“大气磅礴，上天下地，无所不及”，“是一位渊博而有开创性的学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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