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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0年春夏之交，济南城也未能幸免于义和团运动的狂潮。虽然山东巡抚袁世凯对义和团采取严厉镇压政策，但“扶清灭洋”的口号、仇教排外的情绪，仍如野火般在民间蔓延。与上海不同，济南的义和团活动更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神秘色彩，与戏班的生活也产生了更为直接、更为诡异的交集。
起初，这种影响是“利好”的。随着“灭洋”风潮兴起，一切与“洋”字沾边的都成了禁忌，而谭家班坚守传统、不唱“时新”戏、不演“淫戏”的做派，反而成了“清白”的象征。一些与义和团有联系的乡绅甚至主动找上门来，要求戏班多演《挑滑车》、《战太平》、《定军山》这类忠勇报国的武戏，以“激扬民气”。明湖居的生意竟因此好了起来，包银也涨了。班子里一些不明就里的人，甚至私下庆幸：“看来这‘灭洋’的风，对咱们倒是好事！”
然而，谭鑫培却从这“繁荣”中嗅到了危险的气息。他亲眼看到，一些戏班为了迎合风潮，开始排演一些粗制滥造的“神怪戏”，舞台上充斥着“神拳附体”、“刀枪不入”的荒唐情节，甚至直接模仿义和团“降神”的仪式，引得台下观众如痴如狂。他严厉禁止谭家班效仿，并告诫众人：“戏是戏，法是法！台上演的是古人忠义，不是装神弄鬼！咱们不能为了几个铜板，把祖师爷的脸都丢尽了！”
但真正的风暴，并非来自外部，而是来自戏班内部。
一天，戏班在城外一个镇子唱完堂会，回城的路上，被一群头扎红巾、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团民拦住了去路。为首的大师兄是个满脸横肉的汉子，他目光扫过戏班的行头箱，最后落在了扮演武生的“小山东”身上。
“你们是唱戏的？”大师兄瓮声瓮气地问。
“回大师兄的话，我们是济南城里的谭家班。”谭鑫培上前一步，不卑不亢地答道。
“谭家班？听说你们规矩多，不唱‘洋’戏？”大师兄上下打量着谭鑫培。
“我们只唱老祖宗传下来的正经戏文。”
“好！”大师兄一拍大腿，“咱们义和团，扶的是大清，灭的是洋教！你们唱戏的，也得为‘灭洋’出力！我看你们这身行头不错，借给咱们用用！”
此言一出，戏班众人脸色骤变。戏班的行头，尤其是那些“靠”（武将的铠甲）、“盔头”（头盔），都是吃饭的家伙，是几代人攒下的家底，更是梨园行的规矩和脸面，岂能轻易外借？
“大师兄，”谭鑫培强压怒火，拱手道，“梨园行的规矩，行头如身家性命，从不外借。还请大师兄见谅。”
“规矩？”大师兄冷笑一声，旁边几个团民立刻围了上来，手按刀把，“现在最大的规矩就是‘灭洋’！你们不借，莫非是心里有鬼？想护着那些‘二毛子’（教民）不成？！”
气氛瞬间紧张起来。铁塔李等人也握紧了手中的刀枪把子，眼看一场冲突就要爆发。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身影猛地从人群中冲了出来——是水根！那个平日里因为练功偷懒没少挨板子的武丑男孩。此刻，他脸上却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狂热和激动，扑通一声跪倒在那大师兄面前，指着谭鑫培和戏班众人，尖声叫道：
“大师兄！他们……他们就是‘二毛子’！他们班里有洋人的东西！我亲眼见过！”
此言一出，如同晴天霹雳！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包括那个大师兄。
“水根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！”石娃厉声喝道，就要上前拉他。
“我没胡说！”水根像是被什么东西附了体，声音尖利刺耳，“就在那个戏箱里！有一块洋表！是上海那个姓王的记者送的！还有……还有几份洋人的报纸！他们天天晚上偷偷看！”
义和团运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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