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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的春节刚过，南方的雨就淅淅沥沥下了起来。周凯站在广州一家濒临倒闭的小五金厂门口，看着锈迹斑斑的铁门和墙皮剥落的厂房，眉头紧锁。
“周副局长，这厂子以前是生产螺丝刀的，设备老得掉渣，工人三个月没发工资了。”陪同的地方干部叹了口气，“您确定要在这儿搞试点？万一搞砸了……”
“搞砸了，我担着。”周凯推开门，径直走进车间。十几台老旧机床蒙着厚厚的灰尘，角落里堆着废弃的铁屑，几个工人蹲在地上抽烟，见有人进来，麻木地抬起头。
“同志们，想不想重新开工，拿工资？”周凯的声音打破了沉寂。
工人们面面相觑，没人敢接话。在那个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的年代，“搞试点”三个字，听着就像走钢丝。
“我知道你们怕。”周凯拿起一把生锈的螺丝刀，“但再怕，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厂子倒闭，全家喝西北风。咱们不搞虚的，就从最简单的做起——生产打火机。”
他从包里掏出一个样品，是从香港市场买来的塑料打火机：“这玩意儿技术含量低，手工就能组装，成本几分钱，运到国外能卖几毛钱。咱们有现成的厂房，有会摆弄机器的手，为啥不能试试？”
一个满脸胡茬的老工人忍不住问：“这……这不就是投机倒把吗？万一被批斗……”
“政策允许的试点，出了事我负责。”周凯看着他，“而且咱们是给国家赚外汇，不是给自己谋私利。赚了钱，优先发你们的工资，剩下的投入设备改造，让厂子活起来。”
这番话像一颗石子，在工人们心里激起了涟漪。三个月没发工资的日子太苦了，就算有风险，也比坐以待毙强。
“我干！”老工人把烟头摁灭在地上，“周副局长，你说咋干，我们就咋干！”
接下来的日子，周凯成了这家小五金厂的“临时厂长”。他联系中山大学的化学系教授，改良打火机的燃料配方；找美术学院的老师设计外壳图案；又托外贸系统的熟人，联系香港的经销商。
工人们也卯足了劲，擦洗设备，学习组装，车间里久违的轰鸣声又响了起来。第一批打火机下线那天，周凯拿着一个在手里掂量，塑料外壳虽然粗糙，但火苗稳定，不比进口的差。
“好！”他举起打火机，“就按这个标准干，先给香港送一批试试水！”
与此同时，他在顺德的一家农机厂、珠海的一家塑料厂也铺开了试点——农机厂改产简易热水器，塑料厂则生产电饭煲外壳。这些产品技术门槛低，全靠手工组装，正好利用闲置的厂房和劳动力。
“周副局长，您这是把国营厂当成‘小作坊’了啊。”有人在背后议论，“放着正经的工业不干，搞这些‘针头线脑’，简直是胡闹！”
这些议论很快传到了体改委，甚至捅到了更高层。
周凯的办公室里，一份份批评信堆积如山。
“用廉价劳动力冲击市场，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！”
“先低价抢占市场，再提价垄断，这是资本家的套路！”
“国营厂生产小商品，是丢社会主义的脸！”
最尖锐的一份批评，来自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部长：“周凯同志，你这是把古代地主的‘屯田制’搬到了工厂！看似给农民找活干，实则是为资本扩张铺路，早晚要出问题！”
体改委的会议室里，争论更是白热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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