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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德元年的春天，来得迟缓而料峭。长安城内的积雪虽已化尽，但灞桥柳色尚淡，渭水河风依旧刺骨。然而，位于皇城东南隅的尚书省兵部衙门里，却是一片与天气截然不同的“火热”景象——当然，这种火热更多是焦头烂额式的。
杨军坐在略显狭小的驾部郎中值房里，面前堆满了高高低低的卷宗、木牍和各式各样的地图。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纸张、墨汁和淡淡霉味混合的气息。他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才勉强将驾部所属的“舆图”（地图）、“驿传”（驿站邮递）、“厩牧”（马政）、“舟楫”（水运）四大块事务的档案理出个头绪，结果只能用“触目惊心”来形容。
隋末大乱，烽烟遍地，这套本应是大帝国血管神经般的交通、通信、运输体系，早已支离破碎。驿站大量废弃，驿道失修，驿马被劫掠一空或营养不良。各地呈报上来的舆图，要么是几十年前的老古董，要么错漏百出，山川移位、城池误标者比比皆是。马政更是惨淡，官营牧监十不存一，战马、驮马奇缺。漕运则因战乱和河道失治，近乎瘫痪。
“郎中，这是刚从岐州（今陕西凤翔）发回的驿报副本。”一名年轻的令史（低级文书官）小心翼翼地呈上一卷帛书，脸上带着无奈，“驿使言，自长安至岐州三百里，沿途原有驿站八处，现仅存三处，且驿马不足，补充给养困难。此次传递，竟耗时五日！”
杨军接过，快速浏览。内容是关于陇右薛仁杲（薛举之子，薛举病死后盘踞凉州）部近期异动的常规报告，消息本身不算特别紧急，但传递速度之慢，令人心惊。若是军情急报呢？
他放下帛书，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。“令史，依制，长安至岐州三百里，驿传当几日可达？”
“回郎中，依前朝《驿传令》，寻常公文，日行一百五十里，两日当至。加急军情，日行三百里以上。”令史熟稔地答道，随即苦笑，“然今时不同往日，驿站残缺，驿马羸弱，盗贼时有出没，能送达已属不易。”
杨军沉默。他知道，这不仅是效率问题，更是统治力的问题。政令军情不能通达，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就是一句空话。李世民将他放在这个位置，用意深远。
“将所有类似迟滞、梗阻的驿报案例，分地域整理出来。我要知道，哪些路段问题最严重，原因是什么。”杨军吩咐道，随即又补充，“还有，各道、州、县现存驿站的详细名册、人员、马匹、屋舍状况，尽快核实上报，哪怕只有大概数字。记住，我要实情，不是敷衍的官样文章。”
“诺！”令史领命，却面露难色，“只是……郎中，各地情况混乱，文书往来本就缓慢，这般详细核查，恐非短时能毕。且……有些地方，怕是根本无人回复。”
“无妨，先做起来。”杨军摆摆手，“同时，以兵部驾部名义，行文关中、河东、河南等已平定诸道总管府及州县，令其即行清查辖内驿道、驿站现状，限期两月内初步回报。措辞要严厉，言明此事关乎朝廷政令军务畅通，不得怠慢。另外，”他顿了顿，“从驾部现有经费中，拨出一部分，优先修缮长安周边二百里内几处关键驿站的屋舍，补充必要驿马、草料。我要先看到一条从长安辐射出去、至少能勉强运转的‘样板路’。”
这是典型的分步走策略：先掌握情况，再施加压力，同时小范围试点，做出成效，以点带面。年轻令史眼睛一亮，似乎看到了方向，连忙应下，匆匆去办。
处理完一拨紧急文书，杨军又摊开一张巨大的、由多幅残图拼接而成的“关中舆图草图”。这是他这一个月来的另一项成果——组织驾部仅存的几位老绘图吏和两位从秦王府借调来的、曾随军绘制行军图的文书，根据多方资料（包括军报、地方志、商人游记、甚至俘虏口供）进行反复核对、修正，试图还原关中地区的真实地理面貌。图上用不同颜色的线条和符号，标注着官道、小路、河流、渡口、关隘、城池、驿站（已知的）、粮仓、水源地，甚至一些重要的村落和豪强坞堡位置。
这活儿极其繁琐，却意义重大。一幅相对准确的地图，在军事、行政、经济上的价值无可估量。杨军记得，历史上李世民就极为重视舆图，甚至亲自参与绘制。他不过是把这种重视提前了，并且引入了一些更系统的制图方法（如简单的比例尺概念、统一图例）。
正凝神标注一处岐山附近的岔道信息，门被轻轻叩响。杜如晦一身常服，悄然而入。
“杜兄？今日怎得空来此？”杨军起身相迎。杜如晦如今是秦王府兵曹参军，事务繁忙，等闲难得一见。
杜如晦挥挥手示意不必多礼，目光落在杨军案头那幅巨大的草图上，眼中闪过一丝讶异和赞赏：“杨兄真是雷厉风行。这才月余，竟已着手重整舆图驿传？此图……似乎精细许多。”
“粗陋之作，聊胜于无。”杨军请杜如晦坐下，奉上热水，“驿传不通，舆图不准，如人盲聩。秦王殿下既将此任托付，不敢不尽心。杜兄此来，必有要事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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