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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文帝刘恒在位初期，面临内政与外交的双重挑战。
刘恒通过一系列看似温和却极具深意的政策，不仅巩固了皇权，还为汉帝国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。
本章我们用公元前167年的几个历史切片还原一下刘恒的政治手腕及其背后的动机。
《资治通鉴》载，汉文帝十三年（前167年），诸侯齐的太仓令（朝廷财政官吏体系中负责仓储管理的官员）淳于意犯罪，按律当处以肉刑（面上刺字、阉割、斩手脚、切除鼻子等这类刑罚），被羁押于帝国京师长安诏狱。
太仓令的小女儿缇萦为了营救父亲，果敢上书刘恒：“父亲在太仓令任职期间，齐人都为他的廉洁公平点赞；现他触犯汉律，按律应判肉刑。我感到无比悲痛，受刑后残肢不可再生，这辈子就这样废了。我愿意去官府做官婢，以抵赎我父亲该受的肉刑，让他改过自新。”
汉文帝刘恒收到小女孩的上书之后，被她的纯洁无瑕的孝心所感动，为此下诏。
公元前167年5月，桃红柳绿，草长莺飞之际，刘恒诏曰：“《诗经》云『恺弟君子，民之父母（开明宽厚的君主，是爱护百姓的父母）』’现在朕的子民犯错，尚未加以教育就处以刑罚，朕深觉不妥！肉刑太残酷，不仅摧残了帝国子民的健康，甚至还使其终生丧失生育能力，这是违背道德和天意的！朕要求废除肉刑，用别的惩罚来替代；此外，应考虑量罪轻重，服刑到一定年数，就应释放。请有司修订汉律！”
于是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廷蔚一番操作之后，帝国的肉刑得以废除，取而代之的是打板子或监禁等刑罚。
缇萦救父就此载入史册并成为千古美谈。
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，那么你就天真了一把，再一次被刘恒和司马光这位士大夫给带偏了。
前一章节我们刚刚分享过晁错的系列谏言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：帝国的农业生产发展滞后，汉帝国成立四十多年依然没有积蓄……
在诸多的原因中，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短缺，才是致命的影响因素，刘恒深谙此道。
现在缇萦为了救父亲而上书，刚还给予了刘恒一个非常完美的契机——废除肉刑，保护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和生育率（残废了没法劳动，阉了没法生育小牛马）。
秦末战乱后，人口锐减、劳动力极度短缺，截至当前，依然没有恢复元气。在此背景下，而肉刑更是雪上加霜地直接摧毁劳动者的生产能力。
所以，刘恒想要废除肉刑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。
刘恒废除肉刑之举，不仅可以增量农业生产的劳动力，而且还可以收获“仁政”人设，何乐而不为。
“天下苦秦久矣”早已形成社会共识，秦亡于“严刑峻法”的教训更是深入人心，废除肉刑可进一步拉开汉帝国与“暴秦”之间的距离，赢得帝国子民们的认同，降低治世阻力。
缇萦救父的上书，为刘恒提供了废除肉刑的完美理由。他借儒家“民之父母”的理念，将刑罚改革包装成“爱民”之举，既回应了孝道，又掩盖了政策背后的经济动机。这就是封建王朝时期的政治！
《资治通鉴》载，这一时期，汉帝国在刘恒的一系列温和措施之下，逐渐形成了“谦逊自守”的风格。
帝国官吏体系的中坚力量依然是功臣集团以及其后裔，这帮子人最显着的特质莫过于：少文采而多质朴。
于是“谦逊自守”“质朴务实”“宽厚为本”的政风逐渐四溢蔓延……官吏安于自己的职位，百姓乐于自己的产业，府库储蓄每年都有增加，人口繁衍增速。刑罚大量减少，汉帝国一整年判案仅400+件。
《资治通鉴》所记载的这一历史切片说明了三点：
其一，继周勃、灌婴之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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